注目于明末以来的思想态势，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历史场景是明末清初。在此场景中，相比于此前宋明理学的发展，此时的思想史状况鲜明地呈现一种“下沉”的趋势。
研究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历史的关系，更进一步说，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需要抓住这种趋势，更内在地来理解“大道相融”之所以可能的历史条件。
明末以来思想界的问题意识主要围绕明朝何以灭亡这一事实而产生，而在思考的形式上则主要是以反思明代王阳明的学说来具体表现的。
阳明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概括来说，阳明学说的意义不仅指王阳明对“良知”之学的精深发挥，而尤其见于王阳明将“闻性与天道”和“希圣希贤”的可能性赋予士大夫群体之外的“愚夫愚妇”，从而指示了“满街尧舜”的图景。如黄宗羲所说：“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清代的思想家焦循也说：“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小人，即是普通人，阳明学是注目于普通人的学问。
而阳明学之所以能够构筑一套通达普通人的学问，从而推动宋明理学进入一个新境地，在于他以“成色”而非“分两”来论“圣人”：“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
以才力而论，人人或有差等，但以成色而论，则人人无有不同。成色是“纯乎天理”即不断锤炼以趋近天理的结果，如果这“天理”是外在的，则不免又因趋近“天理”的才力不同而产生差异，但王阳明说“心即理”，天理不在人之外，而是人人自心所具，所谓“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
一则立足“成色”而为人人趋向“天理”提供普遍可能，二则以“心即理”将“天理”拉回个人所具之心，有此两层突破，从而可以“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
这种思路影响中国思想与中国社会极深，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中也能找到其流脉。但这里我们不去展开，而是聚焦明末的这个具体的历史场景，来观察阳明学的命运。
概括来说，在这个场合中，阳明学更多是被作为反思的对象来把握的。阳明学有空前的意义，这一点，在作为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那里也能够发现。但是，同样无法忽视的是，阳明学包括泰州学派的讲学并没有真正挽救明代后期庶民社会到来导致的秩序崩解。
不仅如此，阳明学本身也逐渐成为危机的一部分。这一点，随着明朝的灭亡而更加被确认了。因为明朝的灭亡，阳明的学说尤其是阳明后学的学说被认为是对于思考和解决现实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等问题都是浮泛、迂阔而无效的。
明末清初，河北有一个大思想家叫作颜元，他就讽刺这些儒者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是一些迂阔无用的人。这样呢，就逐渐出现了一个思想上的转折，概括地说，就是一个从谈心性问题，谈希圣希贤、成圣成贤问题，谈激昂向上的脉络转到了谈欲望问题(这个欲望是生存欲)谈社会现实问题、谈一般平民所面临之具体难题的脉络。史学家钱穆有个学说，大意是说宋明儒所唱，是人生的高调；而清儒，就是清代的学问家、思想家，所唱的乃是人生的低调。我想这个话是立得住的。
这种唱出人生之低调、注重现实问题的倾向，首先见于清初的陈确、顾炎武、傅山、王夫之，以及我们刚提到的颜元等人的思考。这些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真正的新颖性在于他们对于“现实”更加重视，更加清晰地采取眼光向下的态度来趋近“现实”，并尝试立足乃至内在于“现实”来展开思考。相比于之前的宋明儒者的以“天理”“义理”来俯瞰、审视现实，清初诸儒开辟了把握“现实”的新天地。他们反思的起点、进路、程度等各有不同，但在向着“现实”下沉、趋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首先，是对“现实”之本体地位的哲学奠基。比如说陈确，他是浙江海宁人，是黄宗羲的同学，他们都是刘宗周的学生。在陈确，这意味着在工夫、实践中来摸索“本体”，他曾经说：“人生而静之体，弟之愚诚不足以知之，亦不欲知之矣”！就是说把“静”作为人生本体的做法，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话很斩截，显示出他已经久蓄于心；在后来名气更大的王夫之那里，这体现在他对理气、道器、能所、知行、理势等范畴之关系的辨析中，强调在气、器等组成的现实或者说“人”的世界中来把握“道”和“理”，就是说没有脱离现实生活而孤立存在的道理。
其次，是对“人欲”的肯定性论述。陈确反对理学中人欲和天理的对立，认为“天理皆从人欲中见，人欲正当处，即是理”。人欲表现得适当了，那就是理，天理和人欲是不会对立的。颜元也说：天下之所趋莫甚于欲，天下之所重莫甚于生。”意思是，老百姓都重视的就是一个生存的欲望啊。这里的“欲”是和“生”联系在一起的， “欲”是“天下”即普遍性的生存之欲，不是仅仅和“名教”对立的“情欲”，从而强烈地区别于明代言情小说中那种和“情”相关联的“欲”。这一点在清代中期以后更加突出。
最后，向着“现实”下沉，对现实社会、政治，尤其是民众生活的倾力思考。颜李学派，就是颜元和他一个有名的弟子李恕谷所建立和发扬的学派，尤其能体现这一点。颜元极为重视“实事实物”，重视“事功”，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他“不用则为陈同甫，用则必为王安石”。顾炎武立足“四海困穷”，对“人道”“常情”的体贴，对“当代之务”的关注，也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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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白 钢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科技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战略专家组成员王学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孔新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戴熙宁北京大学经典与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周展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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